迈向更科学更公平的目标——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四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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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当首批00后迎来高考,这群出生于新千年伊始的“世纪宝宝”在面对人生中的这次大考时,似乎更加理性,也更能遵从兴趣和本心。当然,这种改变绝非仅仅源自00后独特的性格特质,更是受益于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编者按:

不分文理、选课走班、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2014年9月,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我国吹响了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的号角,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新的蓝图随之浮出水面。当年,上海、浙江率先启动新高考改革;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地加入第二批试点行列;2018年,新增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个省市。

  高考改革,攸关每个考生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2014年,上海、浙江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高考改革。此次高考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破唯分数论和文理区隔,增加高校自主权、学生选择权和选课自由度。目前,新高考改革后,已有两届学子完成高考,从学生、家长到学校,大家由最初对改革效果的期待,开始审视高考改革遇到的一些问题。为了解新高考改革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带领课题组成员,通过集中座谈、单独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与沪浙地区的高中学生、教师、校长、教育专家,以及高校、教育部门负责同志等进行了沟通交流,其间共召开20余场座谈会,对2714位高中教师、校长和应届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系统总结了高考改革的成效,深入分析了改革推进中遇到的挑战,并就完善等级赋分等进行了思考。

伴随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在上海、浙江的平稳落地以及在全国的逐步推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加公平、素质教育导向更加彰显、人才选拔方式更加科学规范的期许中走过了4年多的探索历程,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各项重大改革任务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圆满实现了《实施意见》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向着更科学、更公平的目标继续前行。

  对于教育,你最关心什么?高考,想必是被提及最多的答案之一。

让“多选”成为一种常态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上海、浙江作为试点,开始推行新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语数外三科必考,其余科目6选3”“取消一、二本等批次区别”……与以往改革的“小手术”不同,这次高考改革可谓“大刀阔斧”。

2017年高考结束后,当被问起当年高考最大特点时,上海金山中学2017届毕业生陆一歆毫不犹豫地说:“选!”

  作为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高考一改,中学生怎么学、大学怎么招录等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也随之发生变化。4年来,新高考改革究竟成效如何?改革推进中,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没有原先“3+1”式的固定考卷,没有文理分科的限制,当年参加上海新高考的考生,在语数外3门必考科目外,还可以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理、历史、政治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选出任意3门,组成自己的考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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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海新高考元年。3年前,作为国家试点省份之一,上海全面启动高考改革,剑指多年不破的“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并用3年时间让取消文理分科、考试科目“3+3”、高考招录“两依据一参考”、志愿填报按“院校专业组”等一系列设想从纸上走进了现实。

上海、浙江高考改革方案部分内容。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通过学业水平考试科目“6选3”的选考制度,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色地发展,是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改革方案打破了原高考固定科目组合模式,上海、浙江两地超过七成学生选择新的科目组合。

新高考改革实践效果好于预期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适应新高考要求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策略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关于学科选考的理由,有80%以上的学生回答选考是根据他们的兴趣或者是根据他们在某些学科上的优势来决定的。

  新高考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课题组结合新高考改革的五个目标,对学生、教师、校长、教育部门、高校等相关方的调查研究表明:新高考改革社会反应符合预期,实践效果好于预期。

曾经,在陆一歆们心中也有着不少的问号。毕竟,“6选3”有20种组合,这道选择题是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选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科?是参加“裸考”还是参与综合评价录取?分布在高二或高三不同时段的等级考试,如何科学安排?

  新高考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通过学业水平考试科目“6选3”的选考制度,增加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色地发展。调查发现,考生、家长、教师对此认可度很高。关于学科选考的理由,有80%以上的学生回答,选考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是在某些学科上的优势决定的。

未及迷茫与困惑蔓延,试点省份的省级教育部门、市区级教育部门再到学校,不断开出“方子”:开设生涯指导课,班主任变身生涯规划导师,甚至还情景模拟排班选课,帮着学生寻找方向。学生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未来要做什么。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引导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调查发现,该目标得到了较好实现。目前,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分数进行录取的学校比例不算大,主要是在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学校内试行。但从上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大学和浙江“三位一体”招收录取的情况看,在按综合素质评价招录的学生中,如果仅凭录取分数线的话,有20%的学生可能进不了现在所在的学校;同时,在达到录取线的考生中,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不高,有10%左右没有被录取。可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

上述课题组研究发现,不仅“通过取消文理分科考试,提高学生基础素养,培养综合能力”的新高考改革预期之一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将“多选题”交给学生还有了不少收获——

  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外语一年两考,减轻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从上海、浙江的实践看,外语一年两考对学生保持良好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由于特殊因素不能参加考试的情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调研中,有将近90%的被调查对象对一年两考持赞成态度。

上海、浙江均建立了统一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使综合评价的可信、可用度大幅提升,在一些高校招生中得到有效使用。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已经释放出加强素质教育的强烈信号。

  第四个目标,是通过取消文理分科考试,提高学生基础素养,培养综合能力。这一目标得到了较好实现。新高考改革决定高考不分文理科,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考生文理交叉率为78%;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文理交叉率约为80%。调研显示,文理不分并没有降低数学的区分度。

上海市组织认定了1900多个社会实践基地,推动学生走向“社会大课堂”,保证学生至少有60个学时有组织地参加社会实践,并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寒暑假大批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参与实践,扭转重刷题轻实践状况,赢得了广泛好评。

  第五个目标,是学业水平考试由百分制转为等级制,避免分分计较。新高考规定,语数外三门成绩分别计150分,而两地的选考模式有所区别,上海是6科中选考3科计70分,然后转换成11个等级分,浙江是7科中选3科计100分,然后转换成21个等级,目的是“避免分分计较”。此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从实践看,原始分数转换成等级分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同时,人们对等级分的认同度较低,分分计较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剧。

外语一年两考对学生保持良好心态、分散考试压力、避免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或发挥失常等情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考生心态更加平和,考场外不再出现大批家长聚集守候的现象。

新高考改革面临的挑战

让“多元”成为一种状态

  课题组发现,从上海、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推进和方案调整的情况来看,目前遇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当初刚看到新高考方案时,上海市浦东中学校长倪瑞明不由得心头一紧:“不改不行了。”

  ——等级性考试“6选3”的制度设计增大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但也带来等级赋分制所导致的学生避考物理现象。为避免不同学科引起的分值差异,上海和浙江两地均在计分时按照考试群体进行等级划分,转换为相应等级分,再最终计入高考成绩。在以高考总分录取的制度下,由于物理获得高分的难度明显偏高,从而导致一些爱好物理、数理思维能力强的学生没有选择物理,造成该科目选考人数逐年下降。调研中,有多所高中学校的教师、校长反映,高一、高二选考物理科目的学生人数也在下降。为解决这个问题,浙江、上海分别出台了“保障机制”,对物理学科设定一个保障人数(浙江是6.5万,上海是1.5万),但没有根本解决“报考物理吃亏”的问题。

而伴随“3+3”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实际问题:学生选课会有20种排列组合,这些课怎么开齐?从“+1”到“+3”,原来150分的科目,变成70分的等级考试,学习的内容变了,考核的重点也变了,课要怎么教?从两天4场考试,到3年多次考试,学生的精力怎么分配?

  ——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需增强。在录取时,高校参考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关于什么是综合素质、怎样测量综合素质、怎样运用综合素质评价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采用的是,在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计分的方法,客观记录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表现,为高招录取时提供参考。但不同教师、不同学校记录的方法和内容不尽相同,记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存在差别。课题组调研发现,多数校长和专家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真实性存在顾虑。

“要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改变一考定终身,学校的改革肯定伤筋动骨,但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道出了政策设计者的考虑。

  ——选考科目实施等级分需进一步科学划定。上海、浙江高考改革均为等级性考试科目,以等级赋分制来呈现考试成绩。但在操作中,由于等级比例按规定进行划定,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两名考生在一门等级考试科目中相差一分,却相差一个或两个等级。这意味着原始分相差一分,两名考生最终得到的等级分相差3分或更多。这种分差在计入高考成绩后对考生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试点推开伊始,上海市教委便牵头汇聚多方力量,聚焦新高考。专家被请到了高中,给教师们答疑解惑;校长教师被送了出去,到各地考察走班怎么教。讲座、培训、教研、专题,结合学校教学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专业团队总会及时地给予支持。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需更加关注公平性。高校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时,通常是通过面试进行评分。在上海、浙江的高考录取过程中,有关高校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组织,总体反应较好。但调研中部分高中校长表示,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有所扩大,如何保证过程的公平性尤其值得关注。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加之学生并没有全面了解高校对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方法,因此,对于在综合素质评价中是否会出现“开后门”等问题,家长和学校均表示担心。

澳门新葡亰网站靠谱,如此一来,不少有着和倪瑞明一样担忧的高中校长的状态变了,从焦虑无措到充满信心。

  同时,从短期看,“3+3”招考模式改革打破了原先“3+1”模式,使得选考各门学科的考生比例有所调整,这意味着各学科的学生比例每年都有变化,对学科教师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同时段、不同学校、不同学科教师需求量的波动性较大。由此在短期内,高中无法根据以往工作经验配备师资,导致出现部分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与富余的现象。

“新高考的选择多了,机会多了,高中的空间也更大了。教师们从各种试题中跳了出来,开始关注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关注每个人的选择和发展,教育回到了原点。”倪瑞明亲身经历着学生“每人一张课程表”的个性化学习在上海的初步实现。2017年,上海的257所高中,开设18种及以上组合课程的学校有197所,占76%,走班教学的课时量几乎达到一半。

  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新高考方案推进过程中,在直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发的学校在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连锁反应时,一批高中抓住机遇,探索出了体现自身特色的转型之路。

  在选考学科中,将物理、历史作为必选科目之一。同时,对物理、历史两门限选科目计120分,采用原始分计分。这样既解决了区分度不够的问题,也加强了物理、历史两门学科的学科地位。

在浙江,杭州二中秉持“让能飞的飞起来,会飞的飞得更高”的理念,努力探寻学生选择和学校资源之间的最优平衡点。面对新高考方案出台后第一届学生选择的25种课程组合,杭州二中也曾铆足了劲全部开齐开足。然而事与愿违,不但教室难以满足、教师不堪重负,教学质量也无法有效保障。理性反思后,学校在第二届学生入学时稍作调整,结合学生选择的组合,考虑学校能有效提供的课程安排,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有的选择组合。平衡点的些微调整,带来了双方效益的最大化。

  增强综合素质评价和使用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从世界一流大学录取方式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是高校而非高中;综合素质的内容主要是看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手段主要是由一系列测评环节构成,比如提交报考志愿、参加小组讨论、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完成临时布置的任务、辩论、进行课题设计等。

“高中也想多样化发展,但一考定终身的框架下,学校的空间太有限了。新高考的评价方式变了,学校的天地宽了。”上海首个特色普通高中曹杨中学校长杨琳感觉,未来可做的事太多了。

  压缩等级数量,提高高考计分与分数合成的科学性。同时,将提高办学标准和办学水平作为重要任务,以保障新高考改革目标的实现。

让“贯通”成为一种时态

  教、考、招必须有效联动,提高招生录取工作的系统协调性。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做好课程调整、课程选修、建立走班制、提高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在考试组织阶段,要使学生成为选科选考的主体。以前在填报志愿时,有60%甚至更多学生的志愿是由老师、家长包办或主导。这易使学生在升入大学后,由于对自己所学专业不了解而出现厌学情绪。新高考改革把选科提前到了高一,高二、高三还有多次调整选择的机会,这对提高学生的选择意识和选择能力非常有利。但同时,要注重增强招生阶段的改革力度、高校的参与度。

从新高考改革带给高中校的显性变革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彬嗅出了一种趋势:高校要从摊大饼式的学科思路回归到特色和强势学科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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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彬判断的理由很直接,在90%的高中毕业生跨文理选科的情况下,多数高校很难保持按照文、理、工等学科结构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成不变。“高校必须积极关注新高考带来的新变化。”周彬说。

浙江省提前安排考生进行新高考的志愿填报与录取模拟演练。光明图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