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保障教育公平

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布局不平衡、入学机会的地区差距等矛盾日益彰显。如,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在布局上呈现明显的东多西少、东强西弱的态势,东部省份拥有24所“985”大学和63所“211”大学,分别占总量的61.5%和57.4%。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北京市24所,上海8所,江苏7所,而河南、山西、云南、贵州等13个省份没有一所直属高校,这种不平衡的区域布局结构,成为各省高水平大学入学机会差距大的直接原因。为了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在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同时,抓住考试招生制度这一“牛鼻子”,不断探索和推进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维护好高校招生的公平正义,让更多的人共享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由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及其历史积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办学条件偏弱。这就导致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并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省际间、区域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但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即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而教育公平又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按照瑞典教育学家胡森的观点,教育公平主要就是指教育机会的均等,包括起点的平等、过程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因此,入学机会的公平成为国家教育公共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一、保障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动力。

为此,我国一直将振兴中西部教育作为缩小区域教育差距、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战略,大力实施“中西部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措施。其中2008年开始实施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就是重要的举措之一,持续至今。

缩小地区差异,保障并不断促进教育公平,是全世界主流公共教育政策的共同价值追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5教育概览》关注到,教育不公平至今仍然持续存在,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呼吁各国政府应对持续的教育不公平,聚焦提高教育系统效率,以确保每名儿童,无论其背景如何,都能发挥潜能,并从优质教育中受益。世界银行发布的政策研究工作报告《含着金钥匙出生:全球教育成就不平等》也着重指出,全球学习成果存在巨大的不公平。一个人最初所获教育的不公平将持续影响他的一生,优质教育的缺乏会形成强烈的社会排斥,阻碍个体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收益。无论出于保障个体发展还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考虑,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教育不公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把促进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追求,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教育不公平现象,包括借助立法与执法手段推进教育公平、完善公共教育资源的公正分配与高效管理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从缩小差距入手,关注弱势群体和农村教育等等。

一、推进大学入学机会公平:协作计划的初衷

二、与时俱进的制度调整,是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

协作计划是每年专门安排招生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招生。高考录取率是不同利益主体普遍关注的焦点。它可以集中反映各地区考生在同一年份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小。

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类似,我国高等教育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体制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过程,逐步由完全的计划体制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转变。以招生计划管理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主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与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他计划一样,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后,为了发挥地方和高校办学积极性与自主性,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人才,逐步形成了国家宏观总量控制,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自主制定招生方案。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以来,国家循序渐进地调整相关制度,推进综合改革,包括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监督管理机制,特别是提出了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录取率、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具体要求。可以感受到,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战略需求越来越明确、社会对高考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期望越来越高,考试招生制度必须及时进行动调整,以期不断逼近更大范围的公平。目前推进的考试招生制度的系列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落实“放权、管理、服务”治理理念的成果,是尊重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的体现,也是保障和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

1、高考录取率的区域间高低是多因素合成的结果。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存在不小的差距。数据显示,这种差距并不简单体现为单一的东部与中西部的高低对立,而是呈现出与生源数量、高教办学条件等诸多要素参与的复杂状况。第一,区域空间不是导致高考率录取率高低的绝对因素。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都有高考录取率偏高和偏低的省份。2007年,海南、黑龙江、上海的高考录取率都超过了84%,而贵州和甘肃的高考录取率全国最低,仅为43%,与海南相差40多个百分点。第二,办学条件是影响高考录取率的客观要素。我国高校的地理分布特点是东部发达地区高校数量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相对较少,且它们的办学条件存在差异。从
2015年的数据看,江苏省和河南省的总人口分别是7960万和7384万,但他们的高等教育容纳程度却明显不一样。江苏拥有162所高校,比河南多33所;且校均运动场地面积、图书册数、教学仪器设备值等指标却还比河南高,如两省的校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约为2亿多和1亿刚出头。可见,基本办学条件以及高等教育容纳程度的差异,是区域间承载不同高考招生规模的客观制约。第三,生源数量是影响高考录取率的相对变量。2008年,河南省高中毕业生数全国最高,为74.98万人,与当年录取人数相减,该省高考未录取人数全国最多。因此,为解决类似河南人口大省高考压力,国家安排了较高比例的招生计划。

三、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是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必要手段。

2、协作招生计划以缩小高考录取率的区域差距为目的。为合理调控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教育部依据协作计划原则,将影响高考录取率的生源、高教资源作为组合变量,形成考生数量在减少、高教资源丰富与考生数量大、高教资源不足的两类地区,将招生计划增量在这两类地区之间进行协调。当然,在前类地区里东部省份偏多,后类地区里西部和中部省份偏多。协调的方式是前类地区支援后类地区。协调的前提是保证前类地区的存量部分继续保持规模稳步增长,同时又将国家的新增资源向后类地区倾斜,进而推进区域间高考录取率的差距缩小。

澳门新葡亰app怎么样,理念必须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取得引导工作的实效。近年来,围绕缩小各省高考录取率差距,教育部门加大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2008年、2009年起施行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跨省生源调控计划,就是为了保障和增加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缩小各省高考录取率差距专门设计的专项计划。这两个计划实施多年,搭建了各省之间相互协作、互帮互助的平台,体现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在国家的统一协调和各省的共同努力下,中西部考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偏少的不利局面得以较大改善,分省高考录取率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事实上,不少国家也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这种倾斜招生政策以推进地区差异的缩小。在美国就曾实施过向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优先照顾”的招生政策,这就是广为熟知的平权运动,虽然这一政策在美国各州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平权运动在推进美国教育公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韩国,以首尔大学为例,该校在2015年度招生计划中明确提出“地区均衡选拔生”概念,这是为均衡不同高中的毕业生入学机会而给每所高中专门推荐名额的措施。

3、协作计划的实施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协作计划的数量和实施范围根据每年具体情况动态调整,调整计划数量在支援省份中并不长期固定,而会在生源、资源变化条件下呈现出某年支援计划数偏多而某年偏少的情况。但无论怎样调整,从国家层面看,各省都是一个聚合整体,协作计划的目的和成效都聚焦于高等教育的公平以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仍将是推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工作重心。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建立和完善教育重大政策的科学决策机制,让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和有效回应,最大可能凝聚社会共识,进一步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是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公平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教育本身的原因,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因此,促进教育公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指望单纯通过教育政策的调整,更不能指望通过一两个政策措施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特别是实现区域之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之策。

随着中西部振兴行动成效的日益显著,高等教育公平的范围还会逐渐增大,层级还会上移,支援或受援省份可以互换,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的多向性和多利益性。到那个时候,每年的支援省份和受援省份不固定,同一省份在不同年份中的协作身份不一样,所有省份互用共享彼此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相互间的协调发展。其实,这样的现象已经在出现,如8年间广东省就从支援省变成了受援省,而河北与内蒙古则从受援省变成了支援省。

二、区域差距在缩小:协作计划的8年成效

1、协作计划的数量规模相当于在中西部14个省份兴建了年招量5000人的高校40所。

2008年协作计划第一年实施,当年全国共安排协作招生计划3.5万人,2009
年扩大到6万人,2010 年再扩为12万人,2011 年继续增加到 15
万人,2012年达到17万人,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协作计划人数分别为18.5万人、20万人、20万人和21万人。8年来保持连年增长态势。

2、参与协作计划的支援省份、受援省份都在逐步增多。2008年,协作计划支援省份11个,其中东部省份9个,中部省份2个。受援省份4个,其中中部2省,西部2省。发展到2015年,支援省份将东部省份100%全覆盖,再加上录取率一直较高的3个中部省份,支援省份总数已达到14个;受援省份由初始的4个增加至8个,包括中部3省,西部5省,分别占其区域省份总数的37.5%和41.67%。